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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收益顯然迎合“貪婪”這種人性中最原始的屬性。如同經濟學中關於人的假設，實現利益最大化是人的唯一目標。在3%的收益和百分之十幾的收益之間取捨，很多人選擇後者。
　　但投資公司在通過了職能部門審核，發放證照使其經營行為合法化後，普通百姓就有些霧裡看花了。曾有報道提到，在外地投資擔保業最瘋狂的年代，“不少人透支信用卡提取現金，甚至將房產抵押到銀行，貸款出來放到(投資)擔保公司”。上述報道對於曾發生在河南的大面積投資公司災難這樣描述:一家遭遇擠兌倒閉的投資公司，“董事長被寸步不離的客戶圍困在辦公室，一睡著，就有憤怒的投資者朝他扔玻璃瓶，將其驚醒。”
　　使用極端乃至暴力的行為，企圖輓回個體選擇錯誤造成的損失，不僅不合理，更不合法。但不要忘了，這是大眾心理的典型表現。
　　不應忽視的是，銀行類金融企業有歧視性選擇的一貫表現，讓中小企業失望，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，他們選擇一種成本畸高的融資方式，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窘迫。
　　有金融人士直言，創新本身就是突破，監管自然是束縛，這是一對天然矛盾。不過即便是在金融體系創新的呼聲日益高漲的當下，一種公開的，涉及萬千個體切身財富保值增值的方式，卻需要充分的壓力測試和制度設計不斷完善。
　　一放就亂，一管就死。徹底解決投資公司亂象，要考慮順應金融創新的大勢，更需要考慮恰如其分的管控尺度，不超前，但絕不應滯後。幾經治理整頓後，各市非法集資案件的處理還在日益增多，政府牽頭召開的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會議還在持續進行。這也似乎表明，在處理投資公司亂象與保護金融制度創新之間，還有諸多懸而未決的難題。本報記者 張璐 張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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